第16章 东京 (第1/5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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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本预定四天三夜的旅游行程，因我接到夏帆肾病恶化的消息，在第三天便提前结束了。

由香里在电话中告诉我，肾脏移植已是刻不容缓，一定要尽快找到捐赠者才行，她恳求我再拜托伯父一次看看。但我知道那是没有意义的事，因为“哥哥”是个假货，就算他愿意接受检查，最后医生还是会因为二者无血缘关系而拒绝动手术。

话说回来，当年在认亲活动会场上，母亲见到“哥哥”时喜极而泣的表情，难道全是装出来的吗？倘若真是如此，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将一个毫无瓜葛的中国人当成遗华日侨，甚至将这个人迎回家中，对母亲有何好处？

等等——“哥哥”是中国人吗——？

他会不会是个日本人，一个找不到身份担保人，因而无法返回祖国的遗华日侨？母亲会不会是基于同情，才假装他是自己的儿子？不——这还是说不过去。就算是日本人，母亲没有理由为一个毫无瓜葛的外人做出这么大的牺牲。一旦母亲将这个人认定为自己的儿子，义工团体就不会再花时间去找真正的“村上龙彦”。换句话说，一旦将假货认定为儿子，就等于放弃了与真正的儿子重逢的可能性。

我回想起一件事。当年出发逃难前，母亲曾在家里的柱子上用日文及中文刻下了姓名及老家地址，当时母亲告诉我的理由是“爸爸要是回到家里却找不到我们，一定会很焦急，得让他知道我们已经回日本了”。但冷静想一想，母亲何必连一起生活过的老家地址也刻在柱子上？父亲没有理由不知道老家地址，只要刻一句“我们回岩手老家了”不就行了吗？

还有，为什么母亲要刻中文？在那些我看不懂的中文里，会不会包含了写给某人的讯息——？

到头来，京都旅行时感受到的幸福只是假象，一趟旅行之后，反而让我产生了新的谜团与怀疑。乍看之下以为是希望的微弱光芒，就这么遭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噬，宛如一只闯入都市深夜的萤火虫。

到了东京我连家也没回，直接就前往医院。探望过夏帆后，我告诉由香里：“我求过了，哥哥还是不答应。”女儿那沮丧得仿佛失去最后一丝希望的声音，令我心如刀割。

真正的哥哥还活着吗？抑或已经死了？我苦苦思索了这个问题好几天。

这天晚上，我正在家里吃着晚餐，忽然门铃响起，我探摸到墙边的对讲机。

“哪一位？”

“你是村上和久先生吧？”听声音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“敝姓巢鸭，东京入境管理局入境警备官。”

东京入境管理局？我心想，多半是为了那个自称正牌村上龙彦的徐浩然而来的吧。但我与那个人只用手机通过一次电话而已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能进去谈吗？”

我迟疑了数秒，应了声“好”，在黑暗中沿着墙壁走到玄关，打开了门。入境警备官似乎有两个人，我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引着他们入内，在客厅沙发上坐下。

“是关于上次那个‘骗子’的事吗？”

我开门见山地切入正题，是因为不希望让陌生人在家里待太长的时间。遭人过度窥探隐私的感觉，有点像是戴上了眼罩后被脱光衣服一样，令我不安。

“骗子？”巢鸭的口气有些诧异。

“大约两星期前，你们的同事才来找过我。”

“这可玄了，在今天之前，我们入管局从不曾与你有过接触。”

接触——对方竟然用这种仿佛把我当成犯罪者的字眼，令我大感不满，但我压抑了情绪，说道：“那天有两个自称东京入管局人员的人在路上向我问话。”

就在说出“自称”这个词的瞬间，我心里也觉得有些蹊跷。没错，仔细回想起来，那两人只是“自称”东京入管局人员，却没有摆出任何确凿证据。当时他们虽然向路过的妇人出示了手册，但那搞不好只是在演戏而已。他们故意让第三名同伴伪装成路人，演了出示证件的戏码，好取得我的信任。这些人到底是谁？他们的口音完全没有中国腔，应该是地道的日本人。他们声称徐浩然是个骗子，逼我说出徐浩然的下落。

“村上先生——看来你是被人骗了。”

“——我就当你们是真正的入管局人员吧。这次又是为了什么事来找我？”

“若你想要确认我们的身份，可请你信得过的亲友过来。”